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独有的人口现象。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作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推动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而他们收入水平低下，有效需求不足，又成为制约国内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在通过扩张性政策组合稳定短期内的总需求的同时，高度关注流动人口生存和发展需求，通过制度创新，释放内需潜能，对于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人口流动促进了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双增长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口流动通过消费需求扩张和投资需求扩张两个渠道，带动了国内需求的增长。

（一）人口流动是带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增长的重要途径。

1．带动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有两个基本源泉：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倾向的提高。

从收入水平提高角度看，又有两个效应。第一，收入水平增长效应。即所有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提高带来的需求增长。第二，人口分布结构升级效应。即人口由生产率和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和地区，流向生产率较高的城市和地区，也会带来需求增长。

从消费倾向提高角度看，也有两个对应的效应。第一，平均消费倾向提高效应。这个效应既决定于宏观政策如利率水平、预期通胀率等，也决定于民族文化、传统习惯。第二，人口分布结构升级效应。除了前面那些一般性的因素之外，人口流动必然会带来流动人口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和消费行为的转变，提高消费倾向，从而带动整体的国民消费倾向提高。人口流动和人口聚集程度提高，会自发创造出许多分散居住和生产条件下所没有的服务需求。

2．在国际收支平衡的条件下，投资需求取决于储蓄总量和预期市场规模。

第一，同样消费倾向下，经济增长越快，储蓄就越多，则作为投资成本的利率就越低，投资需求就越旺盛；第二，预期市场规模越大，民间的投资需求也就越旺盛。预期市场规模不仅取决于预期的人口增长，也取决于预期的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人口在市场引导下流动，可以使得人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实现优化配置，进而使得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达到潜在的速度。

（二）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流动对带动需求增长发挥了重大作用。

1．人口流动带动了收入水平增长，进而有效带动了国内消费总规模的提高和投资增长。

第一，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消费，拉动了城市的投资需求。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充实了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推动了城市很多行业的发展，同时直接扩大了城市的总消费需求。资料显示，流动人口已占城市第二产业工人人数的57.6%，商业和餐饮业的52.6%，加工制造业的68.2%，建筑业的79.8%。流动人口有近一半的收入在城市支出。伴随着人口流动的长期化、家庭化，他们对城市生产、消费的贡献更加突出。据杭州市测算，2000～2007年，杭州市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在35%左右。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可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0.56个百分点。而杭州农民或“新杭州人”年人均多消费100元，杭州就能增加6亿多消费需求。

第二，流动人口收入回流，支撑了农村生产投入和生活消费。据测算, 农村流动人口每年给城市创造的增加值近2万亿元, 带回工资收入5000亿元～6000亿元。这些资金除了用于结婚、盖房、子女教育等农民生活消费以外，也是农业生产性投入的重要资金来源。流动人口家庭收入较一般农户高，具有更强消费能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流动人口外出务工经商收入已经成为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百村调查，农村居民外出就业收入，已经达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41.2%左右，而农业收入则仅占36.6%左右。收入水平的提高无疑带动了消费总规模的增长。

2．人口流动带动了国民经济整体消费倾向的提高，进而带动了消费总规模增长和消费结构、投资结构不断升级。

流动人口以20～45岁的青壮年为主体，处于一生中消费支出的高峰期。尤其是新一代流动人口，其消费理念、消费方式、消费范围已越来越接近城市人口。据调查，流动人口文化娱乐需求与城市人口十分相近，有30%以上的人经常使用互联网，“收发手机短信”的频率甚至高于城市劳动力人口。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的GSS调查结果，流动人口在衣、食等基础性消费，在冰箱、洗衣机、微波炉、固定电话、手机、电脑、摄像机、家用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方面，购买欲望都显著高于农村居民。该调查还表明，在农村中，流动人口家庭消费非农产品的比例逐渐提高。如果把农村居民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有外出经商务工人员的家庭，比没有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要低4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是流动人口家庭具有较多的现金收入，可以用来消费。流动人口带动的多样化、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在带动消费结构升级的同时，也带动了相应的投资结构升级。

二、人口流动带动国内需求增长潜力巨大

虽然我国的人口流动对内需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与应有的水平相比，仍然存在差距。从我国目前发展状况看，挖掘流动人口的内需潜力还有巨大的空间，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进一步推动人口向非农部门转移，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还有巨大潜力。

据测算，我国还有近2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部门转移。1978年以来，中国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与农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值，先缩小后扩大。2007年非农产业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仍然高达5.44。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比值，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也高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表明，通过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十分巨大。

（二）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沉淀下来，可以带来新的市场需求，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国常住流动人口被统计为城镇居民，而实际上他们虽然实现了就业的非农化，却没有实现市民身份的转变，还在城乡间频繁摆动。因此我国的城镇化也被称为“准城市化”或“超隐性城市化”，人口城镇化对扩大内需的影响和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没有完全显现。如果我国2亿多流动人口能够在城镇买房、租房，将极大地拉动内需增长。据测算，如果未来5年每年保障性住宅开工面积达到10亿平方米，总投资达到2.5万亿元，将对房地产业产生强劲的拉动，极大缓解已严重过剩的钢铁、水泥产能。随着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新增城市人口将进一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推动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变化，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创造出一个长期的内需释放过程。

（三）如果我国城镇化率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和中等国家水平，则可以带动内需约3.6到5.8个百分点。

城镇在市场形成、商品生产、流通等方面的优势使之具有经济聚集效应。充分发挥都市圈、城市群在经济增长中的主导和辐射作用，确保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是发达国家维持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2008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5.7%，与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近8个百分点，与中等收入国家相差13.2百分点。据测算，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我国2007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分别为69.4万亿元和23.9万亿元，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数分别为5.9亿人和7.3亿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分别为1.17万元和0.33万元，前者是后者的3.56倍。如果我国城镇化率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则可带动居民消费需求约8800亿元，拉动GDP约3.6个百分点。如果城镇化率能够提高到中等国家的平均水平，则可带动居民消费需求约1.44万亿元，拉动GDP约5.8个百分点。

事实上这里的估算是静态的，没有考虑城镇化率提高和要素配置结构改善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也就是说，通过促进人口流动带动内需增长的潜力实际上要比上面的估算还要大。

三、人口流动带动需求增长的制约因素

制约流动人口蕴含的内需潜力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镇化发展战略不适应当前人口流动迁移形势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战略根据各个历史阶段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及相应的认识水平，几经调整，对适应当时的历史情况，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城镇化战略中对大中城市的重视程度不够。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市带动农村的战略，应该是统筹考虑城乡，并充分发展大中城市，吸纳农村人口并使之分享城市化成果的战略，而不是在不拆除城乡隐形壁垒和界限的前提下，从城市抽调生产要素哺育现有农村地区的战略。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人口城镇化水平又滞后于土地城镇化水平，大量人口不能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和非农产业中，其收入水平无法持续稳定地提高，扩大内需也就失去了最根本的基础。

（二）行政单元分割的治理模式制约人口充分流动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我国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治理和发展模式，对发展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未来也仍然会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地方政府掌握过多干预要素价格的权限，容易造成市场分割。表面上看，市场分割表现在围绕争市场、争投资而发生的降低土地和环保门槛等，其实，对人口和劳动力的跨地区自由流动的限制才是我国当前最大的影响最深远的市场分割。这种分割不仅在现有的行政治理和绩效考核体系下有存在的基础，也有深刻的社会基础。各地愿意让外来人口到本地创造财富，而不愿让他们分享本地的公共服务。本地既有人口的这种不合理的诉求通过现有的地方立法合法化，不利于人口流动，不利于劳动力优化配置，从而不利于国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就必然不利于提高流动人口整体消费水平，更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不全制约消费倾向的提高。

有稳定、连续性持久收入的人群边际消费倾向高，而暂时收入比重大的人群会降低消费倾向，提高储蓄倾向。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还存在巨大的差异，流动人口跨区域、城乡流动以后，还难以享受市民待遇，因而影响了其生产消费和社会融入。首先，流动人口就业不稳定，工资收入也具有不稳定性，使他们不能按照终生收入或永久收入的模式来使用当前收入，而必须节制现期消费。其次，大多数流动人口在城市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和很多公共服务之外，或者享受城镇社保和服务的成本过高，因而更愿意增加储蓄，以备未来养老、医疗、子女教育之需。此外，流动人口习惯于攒够了钱之后，才通过现金支付方式一次性买断商品，而不是通过信贷消费或分期付款的方式来进行商品购买，这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们的现期消费。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农村入户调查显示，2008年我国农民工月工资水平为1205元，主要用于租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而同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为1300多元，一般也主要是用于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但由于身份的不同，各自所能享有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不尽相同，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约为农村居民的3倍。

（四）流动人口的非永久性迁移不能形成对国民经济的有效消费需求。

第一，我国流动人口在城市中不能获得合法的城市身份，属于非永久性迁移，他们在年龄超过40岁之后，就很难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大多数人还要回到家乡，重新谋划生活。流动人口从业地与居住地长期分离的状况，使他们成为城乡之间的“两栖人”，抑制了其在城市置业购房意愿以及对汽车、新型家电等大宗耐用品的消费。因此，他们在城市的消费呈现出暂时性、维持性和最小化的特征。第二，由于现行的制度安排不支持流动人口向城市的永久迁移，“城市挣钱，回乡消费”成为流动人口消费的主要模式。农村消费的分散性、封闭性，使流动人口的大部分收入脱离了城市市场经济的生产、流通、消费循环，不利于城市经济聚集效应的发挥。受农村传统消费模式的影响，流动人口储蓄型家庭理财行为、积累型商品支付行为、自给型家务劳动行为和一些落后的消费习俗，均不利于形成新的市场需求。据调查，农村流动人口收入的3/4用在了盖房上，出于攀比和炫耀心理，有的人在自家宅基地上盖了拆，拆了又建，建完后又闲置，既没有满足生活需要，也没有拉动新的需求，形成较大的资源浪费。

四、发挥流动人口在扩大内需中作用的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制约因素，应按照“着眼长远、兼顾当前、试点带动、稳步推进”的原则，通过明确城镇化发展战略，推动户籍、住房两项制度改革，启动农村土地制度、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流动人口信息管理三项试点，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充分挖掘流动人口蕴含的内需潜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健康发展。

（一）明确城镇化发展战略，引导流动人口逐步实现永久性迁移。

鉴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基本国情，以及经济社会转型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的城镇化也必须走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集约型、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应加强城镇发展的长远规划，将推进城镇化进程与扩大内需、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公平服务结合起来，划层次、分区域、有步骤地培育区域性和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当前，应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小城镇实行更加灵活的户籍迁移政策，在大中城市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剥离附着于户籍上的各种社会权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二）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把“国土变平”，促进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保障了农民的基本生活，但要使广大农民进一步迈向富裕和小康，就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提高农业生产率，回归土地价值。应在目前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基础上，探索农村土地与城镇社保、住房、就业的置换机制，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成本，减小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当前应积极总结各地改革经验和成功模式，推进土地集中规模化经营、以集中居住促进农村的城镇化、集中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功能、建立宅基地银行、“土地换保障”等改革试点，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创新。

（三）建立健全流动人口住房保障制度，为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创造条件。

房地产作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是拉动内需的主要驱动力。但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了当前房产价格畸高和结构性的供需矛盾。我国大多数城市的住房制度中，没有针对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安排。除了收入较高的流动人口可以像城镇居民一样购买商品房之外，大部分中低收入的流动人口无法形成有效市场需求，居住条件恶劣是困扰流动人口的主要问题。当前，应从扩大内需的角度出发，考虑流动人口在城镇的住房需求，改革相关政策制度。一是增加城市廉租房建设，通过政府投资，地方、企业共建等多种形式提供低租金房屋，让更多的流动人口享有申请廉租房的资格。二是增加经济适用房建设投入，使中等收入的流动人口可以获得经济适用房的购买资格。三是使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城市有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同时针对流动人口群体，逐步建立住房公积金的转接、转移和提取制度。

（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近年来，国家逐步调整中央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推进基本医疗服务，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对于扩大内需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同时更应着眼流动人口的发展和需求，多渠道筹集和补充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可用资金，提高社会保障体系财务可持续性，为人口年龄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及城镇化的稳步推进提前做好准备。当前，应积极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有条件的流动人口集聚地，开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试点，给予财税优惠政策，引导流入地积极吸纳外来人口，促进流动人口公平享有城市公共服务，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五）完善针对流动人口的消费信贷体系，促进流动人口的消费和投资需求。

流动人口在目前的金融状况下，很难获得消费信贷，就业地和居住地不固定，没有足够抵押，即使其预期到未来收入增长而想增加当前消费，也因为消费信贷渠道不畅通而无法实现。为此，在完善征信管理体系的基础上，逐步建立针对流动人口的消费信贷体系，能够有效促进内需。目前，我委正利用人口计生基层工作网络开展流动人口摸底调查，并逐步完善全员流动人口信息库和信息管理系统，积极开展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应加大对流动人口信息网络的投入和扶持，作为国家层面的试点工程，使其在把握趋势、科学决策，以及构建流动人口消费信贷体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稿件摘自：国家人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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